浙江省嵊州市在上世纪90年代末，曾经由于创造出“串百家门，知百家情;解百家难，连百家心;办百家事，致百家富”的“民情日记”，而备受社会关注。如今，随着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，嵊州又开始大胆探索在“基层乡镇七站八所、无形围墙密集林立”下，打破条块分割、部门壁垒，创新治理模式。

　　记者调研发现，嵊州实践折射出当前国内许多地方乡镇工作面临的普遍困扰，也为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目标在基层的落实，提供了富有借鉴价值的样本。

　　信息失真、管理失控、干群失联

　　在国内许多县市区，都对乡镇治理“悬浮层”有切肤之痛，改革前的嵊州市也不例外。不少乡镇政府面临着结构残缺、功能失调的尴尬，基层干部面临定位模糊、认同危机、治理失控等困境。

　　怪象一：种豆子的人越来越少，数豆子的人越来越多。半月谈记者了解到，在一些乡镇的办事机构，往往被不同部门挂了多块不同的牌子，一个乡镇基层干部往往身兼数职，分别接受各垂直上级部门的调度指令。仙岩镇党委书记郑国达举例说，镇里每周要向工商、税务、国土等部门上报29张报表。“各部门都要求专人、专职、专网、专报，不能汇总，一个乡镇干活的总共就那么几个人，光是这一项就花不少的精力。”

　　怪象二：责任比天大，权力只有巴掌大。乡镇治理历来被形容为“上面千条线、下面一根针”，“千条线”意味着责任巨大，而“一根针”则意味权力过小。黄泽镇党委书记王建勇说，例如违法建坟、违章建筑、偷盗河沙等，出事后责任全在乡镇，可乡镇在执法管理时往往无权处理。

　　怪象三：乡镇工作唱起“四季歌”，忙的忙死闲的闲死。郑国达说，乡镇工作季节性比较明显，忙起来的时候人手不够，闲的时候就没事干，这种现象对于每个干部来说，也表现得特别明显。这样一来，有的乡镇就算配备了再多干部，也还是不够。

　　怪象四：看着是垂直管理“插杆到底”，实际上却是“悬浮”状态。一位乡镇干部说：“实际上七站八所看上去是密集林立的围墙，每个围墙内因为人少，加上职能分散，基层治理工作往往不能落到实处。很多时候是部门发现不了问题，乡镇发现了问题却没能力管。”

　　这些乡镇治理怪象背后，是乡镇与部门“条块”间职能分散、力量分化、责权错位的根源。近些年来，部门通过对站所庭的垂直管理实现职能延伸，乡镇职能不断向部门分散。有的乡镇，站所庭就超过10个，有的站所庭有执法职能，但人少;乡镇干部虽然人多，但执法职能少。

　　遇到比较复杂的问题时，需要多部门联合，极易出现推诿，效率很低。黄泽镇就曾发生过一件事，有个屠户在路边绿化带卖肉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按照职能分工，农业、交通、城管、路政、三产等多个部门都可以去管，结果谁都不去管。责权在乡镇一级分割太细，反而造成工作上的“失管现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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